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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arry’s fugue

IV 欲望 想要什么,谁说了算? 长文

不可抵达的对象:论《将军底头》中欲望的想象性建构与崩塌

真正杀死将军的不是物理性的创伤,而是欲望的消亡。维持欲望的从来不是对象本身,而是关于对象的想象。

在施蛰存的短篇小说《将军底头》中,最令人困惑的情节莫过于结尾:花惊定将军被敌人砍去头颅之后,竟仍能骑马奔至少女身旁;然而,当少女以”无头鬼还想做人么”的调侃回应他时,将军却”突然感到一阵空虚”,随即倒下。1换言之,致命的物理创伤未能终结将军的行动,而少女漠然的一句嘲讽却令他真正死去。这一悖论性的叙事,究竟揭示了怎样的心理机制?

现有研究对《将军底头》的精神分析解读,多采用弗洛伊德”自我——本我——超我”的三元框架,侧重于对将军进行道德层面的评判。例如,唐嘉认为将军”只是一个自私自利、自欺欺人”的人物,其行为的最终动力是弗洛伊德所言的”性本能”;2濮惠盟则将全文解读为”种族、信义和爱欲的冲突”。3这些研究虽然各有洞见,但共同的局限在于过多关注将军”是否道德”的问题,而较少追问其欲望本身”如何运作”以及”为何崩塌”。本文试图从欲望结构的角度重新审视将军的精神困境,4提出以下论点:吐蕃祖国与边镇少女在将军的欲望中占据着同构的位置——两者均为想象所建构的理想化对象,其魅惑力恰恰来源于对象的不可抵达。

一、祖国:被想象建构的欲望对象

将军对吐蕃祖国的一切认知,均非来自亲身经验,而是源于祖父的口口相传。小说第二节明确交代,将军”从小就听惯了矍铄的祖父所对他讲的吐蕃国底一切风俗、宗教和习惯”,这些关于”正直的,骁勇的……吐蕃国的武士”的叙述,构成了将军对祖国的全部想象。然而,将军本人从未踏足吐蕃,从未亲眼见过那些理想化的武士。祖国对他而言,始终是一个经由他者话语所建构的、悬置于远方的理想之物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将军对祖国的想象建构伴随着对现实的选择性忽视。文本提供了明确的反面证据:吐蕃兵实际上也在大肆剽掠边境小镇,其行径与将军所厌恶的汉族士兵并无本质差异。与此同时,边镇上的汉族武士反而个个勇武正直,如少女的兄长便是其中典型。5将军为何对这些不符合其想象的事实视而不见?原因在于,这一想象承担着心理逃避的功能。小说中,将军面临着多重现实压力:手下汉族士兵”贪渎无义”而束手无策,自身功高不受赏反被连累。正是这些无法化解的现实焦虑,驱使将军需要一个理想化的”彼岸”来安放他对”此岸”的失望。吐蕃祖国恰好充当了这个角色。

更为关键的是,这一想象之所以能在将军生前长久维系,恰恰因为将军从未真正”到达”吐蕃。在小说的叙事中,大泸河构成了将军与祖国之间不可逾越的边界——他始终未曾渡河。吐蕃从未”开口回应”,从未以现实的面目呈现在将军面前。正是对象的不可抵达,为想象提供了存续的空间,也维系了欲望的持续运转。

二、少女:替代性的想象建构

然而,祖国想象虽暂时悬置了焦虑,却催生了新的矛盾——对祖国的恋慕与对成都的留恋之间的撕裂。正是在这一矛盾最为尖锐的时刻,少女出现了。

将军与少女的实际接触极为有限。纵观全文,两人不过见面数次,交谈寥寥数语,彼此之间几乎毫无了解。然而,将军对少女的情感投注却异常深重。这种不对称恰恰表明,将军对少女的感受大部分是他自身想象的建构,少女本身不过是被承载他投射的一个符号。小说对此有精确的描写:将军”到如今才第一次感到恋爱的苦痛和美味”——其中”美味”所指向的,正是沉浸于想象时一切外部焦虑暂时消失的快感;而”苦痛”则意味着一旦从想象中抽离,少女又成为新矛盾的一环:“将军不是对于祖国忽然感觉到了热烈的恋慕吗?而现在,正当要想投奔到祖国去的时候却爱恋了一个大唐的少女。”

少女在将军欲望结构中的功能,在战场上得到了最为极端的展现。当将军得知少女的兄长战死后,他立刻”兜上了心事”,“忘记了从前的武勇的名誉,忘记了自己底纪律,甚至忘记了现在是正在战争”。三个”忘记”所勾勒的,正是少女作为想象性对象为将军提供的核心效用:沉浸于对她的迷恋之中,将军前述的多重现实焦虑便统统被悬置、被遮蔽,仿佛不再存在。武勇、纪律、战争、祖国,一切现实关切都在这个想象性对象的庇荫下变得无足轻重。少女之于将军,与其说是爱情的对象,不如说是焦虑的麻醉剂。

然而,这剂麻醉并非没有裂痕。第十四节的梦境进一步揭示了将军内心的深层分裂。将军梦见骑兵强暴少女,而那个骑兵竟是自己。这一梦境揭示了欲望与对欲望的压制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了撕裂——将军既是欲望的主体,又是审判欲望的法官。这种自我分裂表明,想象性建构并非一个稳固的庇护所,它内部始终潜伏着瓦解的力量。那么,最终击碎这层想象的,又是什么?

三、想象的破碎与欲望的崩塌

小说对这一问题的回答,是通过两次关键对话的对比来完成的。第十五节中,少女面对将军处决他部下的军法,先是以锐利的语言质问:“按照将军自己底军法,可以有例外么?“随后却又以柔软的语气说道:“像将军这样的人,想起来哥哥也不会得再替我另外拣选的。“这一”锐利—柔软”的结构至关重要:锐利的质问一度刺破了将军的想象——少女不再是温顺的、可供他投射幻想的对象,而是一个有着独立判断和道德立场的真实的人;然而随后柔软的表态又为将军重新打开了想象的空间,使他得以将少女再次纳入自己的理想化建构之中。刺破旋即被缝合,想象因此被维持住了。

然而,结尾处的对话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当失去头颅的将军来到少女面前,少女说的是:“头也给人家砍掉了,还要洗什么呢?无头鬼还想做人么,呸!“这里只有锐利,没有柔软。更为关键的是,小说特别标注少女的态度是”漠然的”。“漠然”一词意味着少女不再是一个可以被将军的想象所填充的暧昧对象——她以一种决绝,不留余地的方式将将军排斥在外。当对象不再为想象留出任何缝隙时,想象便无可维系。

此处,小说叙事的悖论结构获得了解释:将军失去头颅——这一物理意义上的致命伤——并未使他倒下,因为他仍然被对少女的想象所驱动;而少女的调侃——这一看似无关痛痒的言语行为——却令他”突然感到一阵空虚”,随即死去。真正杀死将军的不是物理性的创伤,而是欲望的消亡。维持欲望的从来不是对象本身,而是关于对象的想象;想象一旦破灭,欲望便无所依附,主体也随之坍塌。

小说的最后一句为这一主题留下了意味深长的余韵:“将军手里的吐蕃人底头露出了笑容。同时……将军底头,却流着眼泪了。“一笑一泣之间,两个头颅构成了尖锐的对照:吐蕃人的笑容仿佛是对将军徒劳追寻的无声嘲弄——他为之魂牵梦绕的祖国从未真正接纳过他;而将军的眼泪,则是所有想象破碎之后,欲望主体最终的悲恸。两个头颅的表情,恰是将军在两个不可抵达的对象之间来回摆荡的缩影。

结论

综上所述,本文通过对祖国与少女在将军欲望结构中的同构分析,揭示了欲望运作的核心逻辑:欲望的魅惑力并非来自对象本身的品质,而是来自主体与对象之间的距离——正是这一距离为想象的填充提供了空间,也为欲望的持存提供了条件。

斯宾诺莎曾言:“欲望是人的本质。“6花惊定将军的故事,正是对这一命题的文学注脚。当欲望的想象性支撑被彻底抽空,人便不再是那个有所追求、有所驱动的主体,而只剩下一具空洞的躯壳。这一分析视角的意义在于,它将问题从道德评判转向了结构分析。既有研究多在弗洛伊德框架下追问将军”是否道德”——他是自私的还是忠诚的,他的行为究竟受性本能还是超我驱动。这类追问固然有其价值,却难以解释小说最核心的叙事悖论:为何物理创伤无法杀死将军,而一句嘲讽却可以?当我们将视线从欲望的道德属性转向欲望的运作机制,这一悖论便不再神秘——它所呈现的,正是想象性建构从维系到崩塌的完整过程。

参考文献

施蛰存:《将军底头》,《小说月报》1930年第21卷第1号。

唐嘉:《精神分析视域下的〈将军底头〉》,《牡丹江大学学报》2018年第7期,第61—64页。

濮惠盟:《精神分析下的〈将军底头〉——一条意识流动的溪流》,《大众文艺》2019年第3期,第21—22页。

斯宾诺莎:《伦理学》,贺麟译,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83年。

Footnotes

  1. 施蛰存:《将军底头》,《小说月报》1930年第21卷第1号。本文所引原文均据此版本。 ↩

  2. 唐嘉:《精神分析视域下的〈将军底头〉》,《牡丹江大学学报》2018年第7期,第61—64页。 ↩

  3. 濮惠盟:《精神分析下的〈将军底头〉——一条意识流动的溪流》,《大众文艺》2019年第3期,第21—22页。 ↩

  4. 本文的分析受拉康(Jacques Lacan)精神分析理论中关于欲望结构的论述启发,尤其是其”欲望是对他者之欲望”以及欲望对象的不可抵达性等观点。但鉴于本文篇幅与论域所限,不作理论框架的系统展开,仅在文本细读层面借用其分析思路。 ↩

  5. 唐嘉:《精神分析视域下的〈将军底头〉》,第62页。 ↩

  6. 斯宾诺莎:《伦理学》,贺麟译,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83年,第三部分”情感的定义”,定义一。 ↩